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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常相望,晴日共剪窗

 
 
 

日志

 
 

  

2010-11-06 16:51:30|  分类: 我要做一支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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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来了,我闭着眼睛都知道。

我是个夜猫子,深夜睡觉,清早起床,这让我感觉人生拉长了很多,不过这片拉长的时光是有些颓然的,因为她的存在,这颓然才减少了一点,让我能在夜深时悄悄揣测和打量,编造一些吓人的或者不吓人的故事。

她的高跟鞋的呻吟踏过了我铁门前的楼梯,她走路的姿势很怪,有时候让我疑心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然后我听到她开了锁,锁在静的黑暗中响起来,“啪嗒”一声,清脆没有拖泥带水。

接着,她的高跟鞋又“哒哒哒”地穿过了门厅,盥洗室,卧室。我躺在床上,眼睑垂下来,饮水机“咕嘟”一声响,水滴滴答答地落到她的玻璃杯里,她的高跟鞋又响起来,她走得一点没有害怕打扰到邻居休息的意思,清清楚楚,就像踩在清冷的月光上,要把月色的纱帘踩出几个洞来。

她又来回穿梭了,鞋跟与地板没有丝毫的粘连,一忽儿远了,又一忽儿近了。

过了一会儿,鞋子不再响起来,我无法知道她是睡下了还是又开始沉思。

我希望她的鞋子是红色的,刷的亮闪闪的,一点微弱的灯光打在上面就飘摇着一些儿颤抖的可怜。红色是多醒目的颜色,才能配她一点都不醒目的人生,人世间的事情总是非常奇怪的,仿佛依照着“道”的最高原则,所有的东西都比较着产生,而且还一一铺排陈列在你的面前,让你慢慢把心掰烂了揉碎了才罢休。

当年的曹七巧,也是戴着一只翡翠绿不掺一点杂的玉镯子,从浑圆的臂膀带到了枯树一样的尽头去,它在死前也不饶她,就可着这一个女人折磨。

她的红色也总是折磨她,她的漆黑的短发与漆黑的风衣,她的漆黑的像乌木一样的窗帘,拉过去就盖住了一切的光线。于是她的世界里就只剩下了这双红色的鞋子,伴随着她的血。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城市的东郊喜欢在大街上栽上桉树,这种对干旱和炎热有极强忍受力的植物本来只应在澳大利亚的土地上繁茂,他们把它搬了过来,厚厚地培上土,用砖头把它四处围上,风淋日晒就这么长起来,也没有谁来关照。

更不知道为什么这幢楼的隔音效果这么不好,让这声音夜夜响在我的天花板上,让我无缘无故地受到了叨扰。

人总是这样贱的,你看我一边在放弃了的颓丧中写她,一边又在责怪她。

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失眠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到了凌晨的时候,你心里想的念的就都是一样东西了,你本来是指望着数羊睡下,可一不小心闭上眼睛就看见成群结队的讨厌的羊群在你跟前晃,甩都甩不掉。

我本来在脑子里翻花绳,手指上下翻的花绳中又套着一个我。可是她突然地闯了进来,撩开了帘子看不清眉眼地闯了进来,我的想象力快要用完了。

她叫做桉,就是那个桉树的桉,木字旁,这家的父母不知道怎样在给女儿取名字。如此的一种没有人赞美的,长在大街上的树,本不值得被编进名字中,白白跟了人一生。可她就叫这个名字。她的丈夫是这么叫她的。

我很少见到她的丈夫,那个瘦小的男人,戴着眼镜,夹着公文包,总是行色匆匆。他叫她的时候,声调没有起伏,就像个播音员一样,结尾处的音成了一个长长地累赘,收不成句点。她更少回答他,他们好像没有什么交流,他叫她,她就过去,该做饭该洗碗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她的丈夫会在晚饭的时候回来,“嘭”地摔门进屋,傍晚的小区总是有电视机的声音、肉菜的下锅声,声声都是喧闹非常,对于楼上的一切,我什么都听不到。

我甚至不能知道她今天有没有回家。

他们没有孩子,所以更没有小孩的叫嚷。但我的意思并不代表她没有做过母亲。她做母亲的时候,我还在数数只能数到一百的年龄。

那时候我总觉得,我生活的世界多么地和平和融洽,也是到后来渐渐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再小的社会中,都充斥着悲剧。它们层层叠叠,掩映在窗户的后面、黄土的地下,佯装着正常,只在受不了喜乐时跳出来,给你狠命一击。

我隐约记得她当母亲之时,穿着一件紫红色的毛衣,肚子处勒地紧紧的,向外突出,出来买一瓶可乐。那时候可乐刚有易拉罐,她从我的二楼教室窗前走过,我们隔着一道墙,我看着她挺着身体,去小卖部买一瓶,一小口一小口地嘬着,慢慢悠悠走回到单元门里的家。

现在她住在我的楼上,从父母的家里搬出来。每天晚上我听着她的“哒哒哒”的鞋音,总会莫名其妙地联想到她生产时从身体中迸发出的鲜血,汩汩地流出来,染红了灰色的楼梯,婴孩的母亲忍受了血液的浸泡,就像在为自己赎罪。

那个肚中的胎儿并不是婚生子,她像是用这样的鞭笞在为自己做着成人礼,伴随着剧烈的代价。

再次看到她,她没有抱着孩子,还是短短的头发,她穿着一双大红色的高跟鞋,从楼道中出来,噔噔噔地去买一瓶易拉罐。我以为她会转身回去,可是并没有,她理了理额发和鬓发,停在二楼的窗户下,抬起头看看,又把头低下来,喝一口水,再走几步,再停下来,唇角牵动,双唇迅速而疲惫地上下碰撞两次。

她和我想象的神经病都不一样,她从不骂人打人,也从不笑从不说话,只是每天经过小学的教室,去买一瓶易拉罐,或许她还记着她怀胎时的口味,以为婴孩还在她的肚里。

后来她有些好转,出去工作,嫁了一个比她还要矮一点的男人,她的丈夫从没想过要个孩子,不知道这是她所希望的,还是失望的?

 

我快要睡着了,她的高跟鞋又响起来,“桉!”空气如爆裂般传来了她丈夫的声音,和从前一样没有什么起伏。我开了灯,看了一眼,半夜三点。

多年前的这个时候,她抱着瘦小的已经弥留的幼儿走在去医院的道路上,她赤裸着脚在街道上奔跑着,踩着清冽的像骨一样幽寒的月光,她把孩子的魂丢在那条街道上了,那可怜的没有父亲的两岁的儿童,不可能不孤单啊,每晚她要去陪他呀,要去跟他说话呀,要把妈妈的鞋子给他看呀,她轻轻叫着呀:“宝宝,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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